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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中国走出发展低谷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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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达到新千年以来的高峰后就进入下降通道,从当年的14.2%下降到去年的6.6%。2007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由于外需突然消失导致经济下行很好理解,但是在经历了以“四万亿”对冲外部需求萎缩的提振后,经济进入了7%~8%的中速增长期,随后经济继续向6%一线下探。

那么这种持续下滑是外部因素所致么?当然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因,因为2011~2017年世界出口毕竟增长了15.9%,中国出口增长了43.4%。有人说中美贸易摩擦有负面影响,但去年中国企业抢出口,到10月的累计出口增幅高达14%,是几年来的最高增速。

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是内源性因素,但把眼光集中在周期性因素上面,因为经济的表观特征是总体过剩,所以主张应该采取总量宽松政策,甚至是激进的宽松政策。

经济下行的原因在哪里

但是自2007年危机以来,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不够宽松吗?M2从2007年危机前的40万亿元已经猛增到去年的超过180万亿元,折20万亿美元的货币增量已经比同期美日欧央行QE所增发的货币量还大,而中国经济规模到目前也还只是美日欧之和的1/3。到去年末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3%,如果包括地方债,广义赤字已经到10%左右,财政政策也不可谓不宽松了,但为什么总量宽松的反周期政策止不住经济下行?

很显然,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即使有,也不是经济下行的主因。那么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就是楼市和车市在去年以来所出现的突然反转。从楼市看,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2016年的增幅还高达23.3%,但是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12月的-2.2%,进入负增长,到去年11月,累计负增长已猛增到-26.8%,同时,根据有关统计,去年300个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自2017年以来土地流拍现象突然增多,去年已高达6%。在车市方面,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为2808.06万辆,同比下降2.76%,为28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房车一体,有房的人才会买车,而有房有车是从小康生活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标志。但是房车的突然滞销,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迈入现代化阶段的标志吗?显然不是,因为从千人汽车拥有量看,美国是800辆,德日是650辆,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到140辆,还差得远呢。房子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房,80后、90后更是如此。

那么是什么原因?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是碰到了“二元结构”鸿沟,过不去了。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更具体些,根据我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经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1.2万美元GDP就属于高收入人口了,而4500美元还处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曾表示,中国今年的“中等收入”人口将首次超过4亿。

二元结构社会的弊端

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形,就是底部大越往上越小;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是“橄榄形”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而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就是典型的“工字形”结构,是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小,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主体。

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使中国的一部分先富人群在新千年初期就进入了有能力买房买车的时代,因此中国自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新全球化的外需拉动,也得益于先富人群的住房与汽车需求拉动。当2007年危机爆发后,虽然外需显著萎缩,但是由先富人群引发的房车需求尚未到达高峰,所以中国经济尚能保持一定的增速,但是到2010年之后,先富人群的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终于量变积累到质变,就是去年发生的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的情况。我在前面说到,德日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650辆,而到2017年中国是140辆,是2亿辆社会保有量,如果用2亿辆对比3亿先富人群,就是千人660辆的德日拥有率。

中国先富人群完成置业的时间在2010年以后,还可以从更多角度观察到,一个是汽车社会保有量的增速,在2000~2010年间是17.1%,2011年是19.9%,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回落,直到去年的10%。从全国住宅竣工面积看,2000~2010年间是年均5.3%,2011~2014年间是6.3%,还在提升,但是2015~2017年转为-2.4%。所以房车需求的回落都是发生在2011年以后。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先富人群在完成住宅置业后,由于房屋的投资和保值性质,就开始转向购买第二套乃至多套房子,由此自2010年以后房产从刚需开始向投资性质转变,“炒房”和房价的高企,以及住房的空置率不断提升,都和先富人群对房屋的需求从刚需向投资的转变紧密相关,而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失灵,也和先富人群对地产的投资需求有关,因为富人不怕房价高,而是怕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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